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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制”与“官僚体制”的边界

时间:2015-11-02 来源:北京日报 点击数: 字号:[ ]


    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所著的《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新星出版社出版),言约旨远。他的主旨是捍卫市场经济,因此官僚体制是必须解决的真正病因。但他又并非简单地“反官僚”、完全否定官僚体制的合理性,而是冷静、客观地分析了“市场机制”与“官僚体制”各自的边界。

    市场经济实行的“利润管理”,是一种经济民主体制

    他指出,在人类社会框架内处理各种事务,即人们之间的和平合作,存在“官僚管理”与“利润管理”这两种方式。他承认,在某些领域官僚管理是人类行为唯一可能的方法,例如警察局,就不能实行“利润管理”而只能是不考虑利润的“官僚管理”。因此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控诉或谴责官僚体制,而只是客观分析说明官僚体制意味着什么、与利润管理有何不同。对这两种体制,他明确指出:“我们既不想赞扬,也不想谴责。我们想搞清楚这两种体制的真相,它们如何运行,它们如何服务于人民的需要。”

    在他的理论中,市场经济实行的是“利润管理”,在这种模式下,每个企业家,无论是工商业人士还是农场主,其目的都是创造利润。资本家、企业家和农场主在经济活动中是辅助性的。他们是船舶的舵手,但是他们并不能随意规定船舶的航线。他们不是最高统帅,他们仅仅是舵手,必须无条件服从船长的命令,而消费者才是船长。在这种体制中,真正的老板是消费者,通过购买和拒绝购买来“投票”,每一张钞票实际就是一张“选票”。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厂家就赢得了消费者的“选票”,结果就能使穷人变富;如果生产的产品不对路,纵然曾经富甲一方,依然会失去消费者的“选票”,使富人变穷。因此,这是一种经济民主体制,消费者是拥有主权的人民,而“资本家、企业家和农场主是人民的仆从。如果他们不服从,如果他们不能用消费者所要求的尽可能低的成本从事生产,他们便会失去自己的地位”。所以,盈亏是消费者给一切工商业活动戴上的紧箍。而如何判断、确定“盈亏”,则要依靠价格。在市场经济中,一切设想和计划,都建立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

    某些领域的“官僚管理”,是人类行为唯一可能的方法

    从其经济理论,人们很容易认定他是一位彻底的“反官僚”者。但是,他在坚定地反官僚的同时又客观地承认,经济活动毕竟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所以在人类活动的一些领域便不存在“利润管理”的问题,只能由政府进行“官僚管理”,甚至某些领域的“官僚管理”是人类行为唯一可能的方法。在他看来,官僚体制本身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只是一种管理手段。他再三强调,无论是民主体制还是专制统治,都不能没有“官僚化管理”,他甚至将许多人相信的“官僚化管理同民主的政府管理和制度不相容”这种观点斥为“谬论”。

    他对“官僚管理”的定义是:“官僚管理是一种运用于行政事务的手段,这种行政的结果,不具有市场上的现金价值。”由于生怕被误解,所以他特别提醒人们记住:“我们没有说成功的公共事务管理没有价值,而是说它没有市场价格,它的价值无法落实于市场交易之中,所以也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官僚管理”必然比“利润管理”效率低下

    企业家获得利润的多寡,是其为消费者亦即全体人民提供的服务是好是坏的体现;但政府的表现,却无法通过这种核算分出胜负。国家为了维持各种机构、支付工资和薪水、购买所有必要的设备和物资而花钱。可是它从开支中得到的成果,它所提供的服务,却不能从货币的角度进行评估,无论这种“产出”多么重要,多么有价值。对它的评估,取决于政府的自由裁量权。

    他无奈地承认,我们必须忍受在追求利润的企业中行之有效的办法无法适用于警察局或税务局这一事实。“官僚管理”必然比“利润管理”效率低下,而且,由于公共行政的目标不能用金钱衡量,也不能用会计方法进行核查,政府的“成本”很难精确核定,盲目扩张,便是政府的天性。当习惯于“不计成本”、效率低下的“官僚管理”要突破自己的领域来直接经营企业、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时,必然对本应“斤斤计较”、追求效率的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总之,他强调:“许多人视为罪恶的东西,并不是官僚体制,而是官僚管理领域的扩张。这种扩张,是日益限制公民个人自由以及今天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用政府管制取代私人主动精神这一内在趋势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他提醒说,许多人在要求价格管制的同时往往又严厉谴责官僚主义,而他们没有认识到,政府管制物价也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为增设相应的机构与人员必然要增加政府的支出,政府的“成本”加大,即政府更加“昂贵”,只是由于无法对其进行“利润管理”的核算,人们不易觉察罢了。更严重的是,他们的这种强烈要求的实质就是在要求更多、更强有力的官僚体制,人们对“物价”的敏感和“官价”的麻木,是“官僚管理”极易扩张到经济领域的社会心理基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5年10月26日第20版



(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雷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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